臨虞宮高鐙疑僞錄（之八）

我寫這組辨僞文稿，純粹出於偶然，隨寫隨發，所以稍顯凌亂，讀起來或許不那麼通貫。不過可能讓有些讀者感到不適的，主要還不是論述的形式，而是文字所針對的對象。

這組文稿所論“臨虞宮高鐙”的銘文，實際上涉及元延四年臨虞宮高鐙、元延四年正月臨虞宮高鐙、元延四年萬歲宮高鐙、元延四年正月延壽宮高鐙以及兩種元延二年臨虞宮高鐙，還有壽成室銅鼎等諸多漢代銅器銘文。這些銘文，大多是世人公認的漢金名品，且經陳介祺、吳大澂等頂尖大家收藏品鑑，我竟驟然將其斥爲贗作，很多喜歡、關注漢代金石銘文的人當然很難接受。

延壽宮銅鐙銘文

（據容庚《漢金文錄》）

爲了更好地和大家交流，我想在這裏談談自己的思路。

我對漢代金石銘文，既沒有收藏鑑賞的經歷，也沒有利用這些銘文對兩漢文字進行臨摹和研究，接觸這些材料，純粹出於歷史研究的需要。

若干年前，爲研究西漢以及新莽時期的年號問題，我纔花費一段時間，比較系統地翻閱了宋代以來的金石文獻，當然更多地利用了晚近以來各種彙編的資料，其中也包括相關的考古新發現。

在閱讀這類金石材料的過程中，我感覺傳統的金石研究，在漢代銘文方面，人們關注的內容基本上還侷限於文字、書法範圍之內，尠少解析其歷史內涵；至於鑑賞家的收藏，不過寫些表曝自己歡喜心情的題跋而已，當然更與歷史研究沒有什麼關係，也不必有什麼關係。

這種狀況，必然會影響到對其真僞屬性的判別。由於人們關注的重心始終放在文字、書法方面，所以在識別銘文真僞時，着眼的角度，也是其文字字形和書法形式是否符合漢代的情況。

然而僅僅通過字形和筆勢刀法來辨識古代銘文的真僞，其侷限性是很明顯的，即作僞者的目的本來是想把銘文做得和真品一樣。手藝差，做不好，纔不像；努力把活兒做好，纔能達到蒙人賺錢的目的。

事實上通過字形、特別是字跡書寫特點這些外在形式來對古物銘文的真僞做判別，相對性是很強的，因而很難把握；特別是對上好的手藝活兒來說，鑑別起來殊非易事。容庚先生在《秦漢金文錄》序文中針對秦漢器物銘文真僞講述的下面這段話，就很能說明問題：

《積古齋》（德勇案：指清人阮元的《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》）著錄百器，疑僞者約四之一。雖前修未密，亦鑑定之難。《奇觚室》（德勇案：指清人劉心源的《奇觚室吉金文述》）著錄秦權量九器，無一真者；漢四十八器，翻刻疑僞者十之七。如此著錄，孰愈盲瞽？王國維先生《金文著錄表》（德勇案：指王國維著《國朝金文著錄表》），後經羅振玉先生十餘年來之箋識補正，最稱精審。然有以真爲僞者，如大賈壺；以疑僞爲真者，如汧共廚銅壺、建昭元年雁足鐙、黃山鐙、駘蕩宮鐙、元康鐙；有入之真而復入之疑者，如綏和壺。

蓋疑似之間，不易質言，雖離婁之明，猶不免有以貌似眩之者耳。光和量，羅先生之子福頤言其可疑，《筠清館》（德勇案：指清吳榮光《筠清館金石文字》）載陳慶鏞言：“此器出自嘉慶二十年，歲在乙亥，楊司馬〔開福〕於睢州挑濬引河得之。”後入潘氏攀古廔，潘氏固好古不妄者，余未敢以其字之劣而疑之也。建昭宮鼎，余初見拓本而僞之，繼見原器而真之，復細閱拓本，據羅福頤先生之言而僞之。此一器也，余已三易其主張矣。……多歧如此，是吾輩所鑑定者，其遽足盡信乎？將以盡吾之智，不敢掉以輕心而已。

除了鑑定之難而外，容庚先生這段話，最引起我注意的，是究其實質，他所講的不過“望氣而定”四字而已，絲毫沒有介入歷史的因素。更進一步推究，在他之前的陳介祺、吳大澂輩，對待秦漢金文，也大致如此。

古物鑑定中所謂“望氣而定”，固然是熟悉古代器物之後一種綜合的感覺，是長期實踐經驗的自然體現，當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的成分。然而這種“眼學”的感覺，畢竟帶有強烈的主觀色彩，同時還帶有很濃烈的古董家氣息，鑑定者的經驗也自然因人而異。就像容庚先生所講到的，往往公有公理，婆有婆理，甚至自己和自己還常常打架，翻來覆去，捉摸不定。

容庚先生謂鑑別真僞，於疑似之間不易質言，乃是古董家路數必然的結果。正因爲如此，在讀到容庚先生上述論述時，我不能不感到有些詫異。容庚先生當然是金文研究領域裏衆所欽服的大家，但若僅僅像他那樣來看待秦漢金文，在今天看來，顯然是很不夠的，學者的研究不能僅僅蹈襲古董家的舊路往前走。

當然學術是在一代代學者的傳承間得到發展的。容庚先生提到的王國維著《國朝金文著錄表》，在審辨秦漢金文的真僞時，同樣沒有重視銘文的歷史內涵。像我提到的漢朝縣丞與縣尉的排名序次問題，以王國維先生的學識，衹要稍加留意，就能看到，可他就沒有這樣做。對於王氏來說，這顯然太淺顯了。他把精力放在了更爲複雜、因而也更有意思的問題上，對秦漢金文根本就沒耗費心力（馬衡先生的情況與之類似，真正從歷史學角度對漢代銅器銘文進行全面研究的是陳夢家先生，可惜他剛剛着手，還沒有展開，就不得不離開了這片令他心碎的土地）。容庚先生等人的工作，則爲我們進一步認識秦漢金文奠定了豐富而又重要的基礎。

時至今日，我們從事歷史研究的學人，不能不在前輩的基礎上，更多地以一種歷史的眼光來看待秦漢金石銘文的內涵。我寫下的這一組辨僞文稿，就是從這一角度出發所做的嘗試性探索。

我做這種探索的基本出發點，是清人錢大昕所說“讀古人書，須識其義例”（錢大昕《潛研堂文集》卷一六《秦三十六郡考》），即通過銘文撰著時期的行文處事規則，來看待秦漢銅器銘文的合理性和真實性。

這樣做，首先需要逐一審視每一條銘文，再結合《史記》《漢書》等傳世文獻的記載與考古發掘的實物，概括和總結當時的一般規則。這個過程本身，就是對當時社會歷史狀況的認識和總結，是在利用銅器銘文來研究歷史。根據這樣的規則來審度傳世銅器銘文的真僞，至少可以給一部分銅器銘文的審辨提出非常明確的歷史依據，而這也是非常客觀的標準。

正是因爲有了這些明確的客觀標準，我纔有可能提出同陳介祺、吳大澂等前輩大家不同的鑑定意見。其實我這組文稿所認定的漢金僞銘，在王國維先生的《國朝金文著錄表》裏，大多也都是被視作真品的。

我敢大膽寫出這組文稿，表述自己的初步看法，同我過去與《國朝金文著錄表》的一段因緣還有一定關係。這就是當年我寫《雒陽武庫鍾銘文辨僞》一文（見拙著《祭獺食蹠》。案我後來就此問題，又寫了一篇《重申我對“雒陽武庫鍾”銘文的看法》一文，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認識。此文收入拙著《金銘與石刻》），指出這是一篇後人贗作的僞銘，也與王國維先生在《國朝金文著錄表》中的認識相衝突。那個問題比較複雜，我做的論證也比較豐富，深入很多細節，從而對自己的認識也更有信心一些。這樣的經歷，也給我以很大勇氣寫下這組文稿。

儘管我在這組文稿裏寫下的認識未必都很合適，但我希望這樣的認識路徑和考辨方式，能夠起到舉一反三的作用，以利於人們更好地識別傳世銅器銘文的真僞。當然，這一切都還衹是我的初步質疑而已，故謂之曰“疑僞”。

2022年9月11日晚記